铜车马·兵马俑不是秦始皇所为　

           论铜车马·始皇帝陵与秦藏兵马俑处没有规划上的联系

                                   一.理论论述因果关系逻辑本质

    1974年3月24日，临潼县东西杨村农民在附近打井，挖出残俑陶片,经专家复原认定为兵俑。后经探测挖掘发现为大型秦藏兵马俑。从出土到展出,至今, 很多资料显示“秦俑坑生动而真实再现了秦代军队形象”。这样写,在文艺作品中无可厚非。但是,用在文物考古资料中,有些欠妥,不如说从艺术上塑造出秦代军队的生动形象更为贴切。因为我们谁也没有见到过秦代的真实军队,所以谈不上“真实再现”。这不是小题大作,我们对文物的认识,其中有两个方面很重要:⑴.看它是不是反映时代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代表性的实物。这里强调的是“实物”。⑵.看它是不是反映时代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中有价值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这里强调的是“艺术品、工艺美术品”。显然,兵马俑(包括铜车马),不是古代干尸、车、马遗赅这类(原本)实物。它属于古代文物中很有价值的艺术品。实物与艺术品的区别一个是原生态(这里指的不是艺术形式上原生态而是生活实际原始状态)。一个是对原生态的再创作,“艺术之兴,由来尚矣”原于人们技巧制作,艺术品源于生活,大于生活,高于生活,技艺奇思,满足视觉欲念“无所不用其极”(《礼记·大学》)。正象古代的兵马俑、军阵这类形式(包括铜车马)都是古代的造型艺术品,有着极高的审美价值。艺术品可以忠实于原作(原生态),也可以根据作者的思想(包括统治者的意愿)或当时的物质条件,比对原作(原生态)有差距,都是有可能的。任何的艺术品都是时代的产物,兵马俑、军阵这类形式(包括铜马车)也不例外。通过塑造典型形象,反映着一种思想的、生活的、政治的、军事的概况,(作为参考)给我们是一种认识当时社会的作用。所以,不能用作比对去说明特别具象的东西和事情,实物才是真实直接的依据,如果混淆了,就会进入误区而无的放矢,岂不浪费我们的精力吗。
     看了文章标题可能会问,不提“秦兵马俑坑”而写“秦藏兵马俑”是不是有意区隔与秦始皇帝陵的联系。其实, 不完全是这样。我觉得“秦兵马俑坑”被解释为秦始皇陵“陪葬坑”,不单是与秦始皇陵有没有关系的问题, 就词义本身也不准确。“陪葬坑”一词,常出现在评论文章里, 使用的频率很高。但是, 在古代史学家文献中却很少见, 除“现代汉语字典”有“陪葬”一词,大多辞书包括重要辞书“辞源”、辞海”、康熙字典”等都无“陪葬坑”辞条,可能这一词缺乏合理性。因为,“陪”字,在古代, 一般用于比较正面的始发词,其义如《左传·昭公五年》“飧有陪鼎”杜预注: “熟食为飧。陪, 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又《汉书·文帝纪》“皆秉德从陪朕”又“陪王伴驾”当伴、随讲。“葬”, 掩埋死者曰葬。“坑”这字,比较负面。圊厕,曰坑。又《史记》“秦军杀赵括, 括军败卒四十万降武安君 ( 白起 ),乃挟诈而尽坑杀之。”又《项羽本纪》“项羽坑秦降卒二十万于人新安城南。”陷杀之, 曰坑降卒。又如:“焚书坑儒”。引伸今俗云: 坑死人,被害之义。且不说“兵马俑”是属哪个墓主, 就其“ 陪葬坑”三字,召示八千人连车代马的军阵全被“坑”杀,等于全军覆没。我们再解释“坑俑”意谓(一度被赞扬的“秦军士卒英勇善战的精神风貌”),被陷杀消灭在这里,这就不合符逻辑了。所以,兵马俑以什么定位需要认真而科学并具有准确性。是“秦兵马俑坑(即陪葬品)”还是以“秦窖藏兵马俑处”,这在我们相关工作中用词应该标准、规范。定位展示给观众,作为后绪宣传取向十分重要。把“秦藏兵马俑处”称作秦始皇陵“陪葬坑”或称“秦兵马俑坑”的说法显然不够准确。
    这就是我的文章,为什么不这么称呼的原因。按地藏,曰窖《说文·段注》:“月令:‘穿窦窖,'注曰:‘入地隋(椭)曰窦,方曰窖。'”又《庄子·齐物论》“窖者,密者。”窖藏的藏 (cáng)不同于坑藏。按《礼·檀弓》“葬也者,藏(zàng)也”既坑藏(或称殉葬时隨葬品)。窖藏,《汉书·苏武传》“乃幽武置大窖中”引伸为窖藏(可以复出)。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在我国古代全国性政权和地方性政权辖区内有着丰富的窖藏文物，上自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下至宋元明清时期器物。窖藏这种形式,在扶风一个地方，一个窖藏一次就出土了西周时期(包括大型)青铜器103件之多,四川周原地区也发现更大窖藏、更多文物。窖藏品(文物),是历史上一些突发事件的遗留(存)物。可见, 用“秦窖藏兵马俑处”比较准确些,它是兵马俑大型窖藏处。用“处”不用“坑”,因为“处”可当归宿讲,《左传·襄四年》“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处”是个中性字。“秦窖藏兵马俑处”这一称谓,后来觉得有些绕嘴,简化成“秦藏兵马俑”。所以,不论“秦(窖)藏兵马俑(处)”与始皇帝陵有没有关系,不管讨论结果如何,这一称谓都不妨碍关系此事的不同观点应用。
    秦始皇陵这样隐敞工程 , 在历史文献上虽然片纸只字 , 但是必竟给我们留下了可望不可及的信息。象兵马俑这样大规模的军阵 , 摆在地下这么一大片 。就是现在最大的烧窑厂来制作,光是各种工序排开场面 , 和泥、打坯、雕塑、凉干 , 多少座窑烧制及干柴炭料 , 得铺多大的摊子。 当我们发现这一奇观 , 设想当年场面未必不是奇观。但历史没给我们留下一点痕迹 ,使我们再次想到“焚书坑儒”。坑儒,比起修帝陵而殉葬的人数 , 那只是小巫见大巫。焚书,可不一样(除医书),毁掉所有的书,毁掉我们的历史(文献),不单困扰了我们连自己先人的事都无法知道,就其先秦乃至夏商周的历史真实文献一无所有 , 让后来一些“文人”编些似是而非“传说”搪塞, 不单使国人困惑 , 造成国外史学界也怀疑中国人“上古三代”是否真有其事。秦始皇为使江山“而与其子孙”,把事真作绝了。兵马俑这一事件作得滴水不漏 , 不知秦始皇这里面在掩蓋着什么。

                 二.秦藏兵马俑艺术上塑造出象周之九鼎的重器

    春秋 , 秦穆公使秦“益国十二 , 开地千里 , 遂霸西戎。”尽管如此 , 到战国时 , 在齐、楚、燕、韩、赵、魏、秦中 , 秦仍受到歧视 , 把他与“夷狄”相齐并论。后经秦孝公 , 受命商鞅主持变法 , 国力增强 , 一跃为七国之首而傲视群雄。又历经六世 , 富国强兵 ,秦藏兵马俑塑造而展示就是大秦时期最强胜时的兵制。吕不韦考集百家之言撰《吕氏春秋》在《孟秋纪》论兵中他说：“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古代的圣王只讲战争的义或不义，不讲偃兵。又说“天下无诛伐，则诸侯之相暴也立见。”天下纷争,诸侯相乱,在圣王看来“兵苟(如果)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相争到处可见“故怒笞不可偃(息)于家，刑罚不可偃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小从家,大到天下,道理一样,告诉嬴政拙略大动干戈,不能长治久安,陈兵威慑,使巧以逸代劳为用兵上策。以此,他为大秦拟定出军事理论基础。制定了秦军攻守策略,提升了他的正当性,维护着秦军自始至终存在的必要性。
    一号秦藏兵马俑处,曾出土过一件代有“ 三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 ”铭文标记的铜戈。出土文物中的文字对研究定位非常重要,是文物的座标,不要小看铜戈铭文,对秦藏兵马俑处来说,如同一本书中的“版权页”。铭文上“三年”,也就是说秦藏兵马俑处,包括其车马、器械,始建秦庄襄王三年( 前 247 年 )。始建者为:“相邦吕不韦造”,相邦,秦官谓百官之长,相其君以行政(“造” 即作。可释读 , 建设为造)。“寺”为:监造部门称寺。《汉书》注:“凡府廷所在皆谓之寺”。“工”为:即监造者(工,官名,商代始设。)掌管工奴和手工业。工字后□表示缺字,应是手工业者的姓。铜戈铭文,一目了然,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始建时间、始建者、监造部门、监造者,也包括特别技术施工人姓什么。从而确定秦藏兵马俑是吕不韦所设计、建造。目的,象周之九鼎的重器一样,以另一种形式,塑造出一支维护大秦权力基础的军队而提供了重要依据。 兵阵向世人说明 : 自先秦初始 (620 年间 ), 经春秋、战国的三十二君王 , 励精图治 , 临嬴政一代 , 可告慰列祖列宗 , “挥剑抉浮云 , 诸侯尽西来”。 ( 李白诗证 ) 。兵阵向东 , 继往开来 , 实践了东进 ( 所以秦藏兵马俑大军向东 ) , 奠定了秦王扫六合 , 一统天下。时过境迁 , 后来的秦始皇不这么看 ( 吕不韦的这份蓝图 )。

                  三. 秦始皇历史上人物变化和政策变化
                           兵马俑是秦王政与吕不韦渐行渐远的牲牺品

    早期扶佐嬴政的 吕不韦 , 是一个商人出身(受诸子百家影响的古代理想主义者)思想家、 政治家 ,也是秦嬴政时代相邦， 嬴政 13 岁继承王位， 兵马俑始建完成应在 前 247 ——前 238 年（秦庄襄王 3 年——秦王政 9 年） 。 吕不韦为秦三代元老 , 政治上抱着 “ 欲以并天下 ” 的心愿，象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传闻可能就是他的儿子)为秦统一事业而谋划着 。 在 《吕氏春秋·圜道》篇写道 “ 百官各处其职、治其事以待主，主无不安矣；以此治国，国无不利矣；以此备患，患无由至矣。” 是说 一要,百官忠于职守。二要,长兵备战 , 有备无患 , 《左传》曰 : “备 , 设守而后行”吕不韦在政治、经济、军事、舆论上 , 做出的贡献,在秦藏兵马俑军阵的塑造 , 从政治上突出了这个理念。
    秦庄襄王三年 ( 前 247 年 ) 乘鶴西去 , 吕不韦便成为秦国的实际执政者。虽然他名义上是相邦，而事实上左右当时的国策 , 在发展秦经济政策制定,吕不韦清楚地知道“ 兴师十万，日费千金 ”, “一次大战，仅以损失的兵甲、车马而言， 十年之田不能偿 ”从而突出对农业发展的重视,并影响着早期嬴政为政和性格趋向 , 促使嬴政 , 励精图治 , 有所作为。如: 秦王政 10 年（前 237 年） “郑国渠事件” ( 李斯曾是吕不韦的客卿 , 因上“谏遂客书”初露才华 ), 开渠兴农 , 覆盖百万良田 (115 万亩 ), 固本培元 , 资养几十万秦军 , 前 233 年又建“秦凿渠” ( 唐称灵渠 ) 。 这是继 ( 前 256 年秦昭王 ) 都江堰之后 , 秦国相继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 , 奠定秦的经济基础。 另 : 前 225 年 , 因为李信伐楚失利 , 嬴政 ( 前 222 年 ) 亲临王翦宅地 , 恭请他出山 , 再次伐楚。可见 , 嬴政继位到称帝之前 ( 前 221 年 ), 有谦躬、利民、为国 , 垂听纳言的一面 , 和比较正面的继续推行商鞅变法的政策。秦藏兵马俑军阵 , 在吕不韦设计中 , 从《吕氏春秋》看出端倪 , 《贵公》篇说：“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 , 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 在《序意》篇写道 “ 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吕不韦对嬴政性格脉相 , 看得很透,逐渐深感忧悒。所以 , 前边提出一个 “ 公 ” 的原则 , 要 “ 循其理，平其私 ”。 淡化 嬴政 个人色彩。 吕不韦的理念为 “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 ” 突出的是国势、国运的强胜。他把秦藏俑军阵 , 塑造得厐大让人肃穆 , 生动而不浮夸 , 精悍而不霸气 , 艺术到位朴素而不堂皇 , 整个秦藏俑建设风格 , 从人、物、车、马到青铜器械 , 都笼罩在先秦遗风氛围之内 ( 给了人们一个时代特征 ), 从地理位置到部局比对 , 应该说与秦始皇陵 , 没有规划上的有机联系 , 军阵结构组成 , 没有最高统帅秦始皇 , “天子驾六”的位置。 我们看到的 3 号秦藏兵马俑处 , 只有兵马俑 , 无君王。因为 , 已故君王无法放 , 活着的君王 ( 嬴政 ) 又不能放 , 就 1 、 2 、 3 号秦藏兵马俑处 , 整体来看 , 秦代哪位将军也称不起这个阵式 ( 军阵 ) 。策划兵马俑工程的人 , 是怎么设想的 , 或许就是为了便于发掘 , 为人留下的遗产 , 对照《吕氏春秋·圜道》篇 , 循圜往复 , 看待历史 , 人生 一世 , 草木一秋 “圜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圜。” 这句话随然不是真对这件事 , 举一反三 , 可以看到吕不韦用心良苦 , 在《吕氏春秋·论人》里说 : “贤者遂兴 , 不可匿也。”( 原意论人 , 借以说事。 )不是为了藏 , 藏是藏不了的(窖藏有复出之义),留住延续大秦意识的军阵 , 比起地上建筑 , 地下文物更能持久而珍贵 , 将展示给后世 。 所以 , 整个兵马俑军阵 , 展示的是秦朝“囊括四海之志 , 并吞八荒之心”的胸怀、气势。吕不韦说 : “故欲胜人者 , 必先自胜 , 欲论人者 , 必先自论；欲知人者 , 必先自知。”知彼知己 , 百战不殆。他是秦代早期为后人留下的遗产——展示军事上 ( 对六国 ) 强大的威慑力量。按孙子兵法 :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吕不韦在论兵思想上的一部分。平时我们读到秦始皇有“囊括四海之志 , 并吞八荒之心”的胸怀 , 是受到吕不韦的既定国策影响。整个兵马俑塑造是吕不韦的大秦意识 , 对这位功高蓋主 , 曾一字掷千金的相邦 , 嬴政也心知肚明。其实 , 是 ( 后来 ) 两人理念上分岐 , 吕不韦推崇 , 尧、舜贤主 , “ 皆以贤者为后，不肯与其子孙，犹若立官必使之方。”指出“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而与其子孙，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乱之也。”不能“其所欲者之远，而所知者之近也。”通过《吕氏春秋》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尊贤纳德,提倡仁政治国的人。嬴政(是实践集权政治的古代政治家) 亲政后 ,吕氏对秦王政出现的敝端表示不满。 随着 嬴政政治上逐见成熟 , 宫闱事件 , 使吕不韦淡出,全家徒蜀地,实际是对吕氏下的最后通谍,“ 君何功于秦？ 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充分显示出嬴政刻薄寡恩的性格,正应了尉缭之言“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史记 · 秦始皇本纪》）。可见,昔日“仲父”现实君臣关系的紧张成度。正因如此,所谓秦始皇陵兵马俑陪葬坑内,就不应该有“ 三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 ”铭文标记的铜戈。“铜戈”出現,证实“秦藏兵马俑处”与秦始皇陵才没有关系。“藏兵马俑处” 在秦始皇 ( 违心 ) 看来 , 是吕不韦专权行事, 僭越礼制,假公济私的东西。但是,也不尽然,很难扯清,当时先秦诸侯国作战方式都以车战为主,车兵是主要兵种。国有大小,兵力也不一样,往往以战车的多少来衡量。春秋时,诸侯国有千乘计,史称所谓“千乘之国”,卿大夫百乘,誉之所谓“百乘之家”。战国时,周室衰微,诸侯势力增强,象晋、楚多达五、六千乘,齐、秦国也有二、三千乘,卿大夫也可拥有驷马近千乘。局势扭转,秦国处在战国七雄最强时,兵力也在五、六十万。那时最强势的相邦,驷马挽千乘,又何足为奇。嬴政年幼,整个秦军在吕不韦手中,相其君以行政,权力所在,建造“秦藏兵马俑处”(假设是为己当可说为国),自然无所顾及。现以成气候的秦王政清算曾任相邦吕氏,不以当时在位者的僭越非礼为然时(说是为国不如说是为己)事情就反过来了。尽管如此,使嬴政在对待这位人所共知 “ 仲父 ”的“遗产(藏兵马俑)”上非常棘手。秦王政灭六国后 ( 前 221 年 ), 称帝统一政体制度 , 当列其中 , “藏兵马俑处”按《礼记》“拟人必於其伦” , “抗明威以慑不类 , 杖大顺以肃宇内 ”以不符合定制处理 ,泯灭以焚之, 消除吕氏影响, 在拆撤 (3 号 ) 西边藏俑处(坑)后 , 由于 (1 号、 2 号 ) 东、南藏俑处(坑)太厐大 , 便在各自藏俑处(坑)内 , 放火以毁之 ,( 是显而易见的 ) 。所以 , 呈现出二千年后挖掘时(有焚烧过)的迹象。
    
    

               四.4号坑是建造秦藏兵马俑露天地下工程系统的组成部分

    按现代考古挖掘编号所谓“ 4 号坑”应是建造秦藏兵马俑露天地下工程系统的组成部分。象秦藏兵马俑 , 这样庞大的露天地下工程 , 选址西临戏水东面 , 需要取得直观土层地质资料和原状土样，特别是地质条件比较复杂时，要进行探方直接观察地层的结构和变化，勘探要达到所需的工程深度，测试地层的土质和地下水埋藏情况以选择合理深度、位置。
    4 号坑有两 种作用。⑴. 在整个秦藏兵马俑工程上 , 它是大型工程的中心探方坑, 关系藏俑水文地质的选址成败 , 从而确定 1 、 2 、 3号,秦藏兵马俑处建造的位置、 大小和深度的定位。⑵ . 所以说是建造秦藏兵马俑露天地下的系统工程 , 是因为工程事先要经过周密计划、竖桢立榦测算、有程序 , 有预见性的施工安排。4号坑又是一个 ( 针对 1 、 2号,秦藏兵马俑处建造 ) 用以排水的洩水濠坑。
    经过 4 号探方坑 , 得出结果 , 整个工程深度在 4 米 至 6.5 米 。说明整体秦藏兵马俑处与秦始皇陵没有规划上的有机关联。秦藏兵马俑处建造的埋藏深度不象《史记》文献中所说 : “穿三泉 , 下铜而致椁” 的指标性要求。 这段文字 , 表明一个问题 , 只有秦始皇帝陵才有这样越过三泉 ( 哪怕是概念上 ) 深度 , 下铜钉致棺椁 , 以示牢不可破 , 永藏后世 , 突显其私密性。目的 , 是不让后人发掘。按“穿三泉”之说 : 九泉之下 , 事不可及。三泉 , 指上三泉 , 按科学探测推算 , 秦时最浅一层水文地质资料 , 也在地下 16 米 处。可见 , 秦兵马俑处的工程设计 , 没有秦始皇陵那样高度私密隐蔽性 , 这样厐大的工程为什么埋在这个 (4 至 6 .5 米 ) 深度 ,离始皇帝冢又这么远的距离, 再一次说明 , 秦藏兵马俑处不具有秦始皇帝陵 , 墓地规划上统一标准 , 证明它不是秦始皇帝陵的一部分。
    四号坑 , 在工程设计中 , 起到一举两得的作用 。 按考古挖掘现场测定(资料)坑东西宽 4.8 米 , 南北长 96 米 , 有专家认为坑南部是被河流冲垮 , 所以坑的南边线不清 。 我在九十年代参观时特别关注了 4 号坑的情况 , 证实这个坑在系统工程中 , 确实起到预见性的作用 , 说明 1 号秦藏兵马俑处当时施工中曾遇到过大雨 , 经过人工排水倒向 4 号濠坑。古代人工排水 , 有用两人一组的两绳淘篓 , 篓状圆口馒头底 , 荆条编制。就是四十年代 , 我国抽水机使用还不普遍时 , 地下工程 , 遇到雨天处理下面积水 , 也是延用这一方法。象五十年代北京的“冰窖”放完窖内贮冰 , 入冬前要把残碎冰化成的积水 , 淘到另一个备份坑里 , 也是用这种两人一组 , 悠篓淘的方法。至于秦藏兵马俑处建造时出现积水 , 排水视水多少 , 几组并用 , 或用杠杆 ( 原理 ) 吊篓方法 , 简易滑轮提篓排水方法 , 都是古代工程中 , 处理积水 , 行之有效的举措。 4 号濠坑南边冲涮痕迹和痕迹中残留物 ,与1号秦藏兵马俑处排水正相吻合。 4 号濠坑的合理性在于它的定位取向 , 南北长增加阳光受热面 , 有利濠坑中的水在下渗中同时加速蒸发。还说明在三个秦藏兵马俑处工程完成后,4号坑内还有积水,坑内最底层应是淘1号秦藏兵马俑处时所代出的残留物(所谓的乱土)。对4号坑的工程回填处理,垫铺 (1.5至2.5米厚)砾石层,利于支称最上层地面覆土层,有利坑内积水继续下渗,避免日后地表土层下陷。 (这如果不是规划上的设计方案,也是施工中经验的实施)。

                    五. 秦始皇陵有哪么多“陪葬坑”吗!

    秦始皇陵 , 筹建 ( 前 246 年 ) 自嬴政继位起 , 吕氏之后 , 几个丞相 , 纵听无为从政 , 到李斯为相 , 大规模建宫修陵,耗资巨大 , 聚六国之精华为一人。虽然李斯在大政谏言中 , 为统一度量衡“车同轨 , 书同文字”而被后人重彩浓墨圈上政治家的光环。但是 , 他也推行了暴力政治、严刑峻法、文化专制，是一个对人民镇压、剥削十分残酷的丞相。他为秦始皇拟定的方略上 , 在很大的一部分 , 超越了人民的承受能力，对秦国这个国家长远利益上 , 丞相李斯,不论在政策、人品 , 都是过于苛刻 , 多于副面做用 ( 纵使周围的人 ), 阿谀奉承 , 曲意吹捧 , 更促使得秦始皇他刚愎自用，好大喜功，不断征伐，有恃无恐 , 大兴土木。《史记》载 : “关中计宫三百 ( 座 ), 关外四百余 ( 座 ) 。”秦始皇陵工程主要是在他为相时大规模推动实施的 ，以法行私,滥用民力,无所顾忌 , 积久弊生 , 加速秦朝分崩离析。
    现在 , 在骊山秦陵附近发现墓地 , 几乎都要和秦始皇扯在一起 , 划归秦始皇陵的“陪葬坑”。西安毕竞是十三朝古都 , 不能象五八年“大炼钢铁”忙目往一块凑,谨戒大跃进“放卫星”搞哄动效应助长浮夸风气。考古挖掘是一件严谨的科学研究,讲究实事求是的学风 。
     话又说回来,还是扯到“陪葬坑”三字 ,上文为了不扯远,只分析了一部分。再说“陪葬”按现代汉语字典解释 , 有两个义思或说两种现象,可用陪葬一词。⑴ . 殉葬。⑵ . 古代指臣子或妻妾的灵柩葬在皇帝或丈夫的近旁。从这两方面 , 我们基本搞清了陪葬的形式、内容和范围。形式之一 , 殉葬 , 《左传·文六年》秦穆公死“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 凡以身从物皆曰殉。这里的“从,即随也。”古代“从”当随讲 , 还是个时间概念 ,殉葬即随葬。 不管是殉葬 ( 人 ) 、殉葬品都是随同墓主葬入陵( 墓 )内。 随同,即同时葬入陵( 墓 )内。 象滇国仿汉制，“王葬于墓中，必有铜车马、仪仗，护军百戏陶俑，玄宫中两椁三棺盛殓，上设天门，下置神道，六四为目，悬有百单八珠 ， 四周又列六玉三鼎 。” 范围,限于墓主的陵 ( 墓 ) 内。形式之二 , 臣子或妻妾死了灵柩葬已故君王 ( 夫 ) 陵墓旁陪伴 ( 一种荣耀 ), 有个“旁”的概念。旁字相对物,用义范围很广 , 就“陵墓旁”而言,限定在陵墓旁边的位置 , 不是陵墓前 , 也不是陵墓后 , 既便是左右旁 , 按礼制也有左迁、尚右之分 ( 也是一种待遇 ) 。古代丧葬有严格礼仪制度。因为,在皇帝 ( 主人 ) 陵墓旁,为(灵柩)陪葬 。所以,这种“陪葬”一词后不能代“坑”字。 十三个朝代的古墓相乱聚集一地, 按地质分层有可能会被打乱 , 不可能的是帝陵殉葬品四处都有。秦始皇 , 崩於秦 37 年 ( 前 210 年 )7 月 丙寅，离秦朝终结 (前206 年 ) 已指日可数 , 除其殉葬品都早已安排在帝陵之内 , 在不到四年乱局中帝陵还未完工 , 殉葬一事 , 只能顾及眼前政治利益寻找殉葬者 , 在短时间内四处去埋藏殉葬品,即“陪葬坑”,有违长理。因此说,所谓的“陪葬坑”, 应该各有其主。

                  六.“天子驾六”怎么成“天子驾驷”秦铜车马质疑

    文献记载 , 夏商周时期，只有 “ 天子驾六 ”, 代表着王权神圣不可侵犯。 洛阳出土东周“天子驾六”得到印证。其实 , 也不尽然 , 春秋、战国 , 周王室衰微 , 礼崩乐坏 ,(楚) 庄王问鼎 , 楚侯“驾六”。僭越礼制。后又发掘“私官驾六”说明至少到秦王政时期 , 真马实车“驾六殉葬”的礼俗依然存在而盛行 , 并通过秦藏兵马俑处, 首次发现近乎原大尺寸 , 陶制兵车马 , 入主地下 , 可知这一时期的地藏物和丧葬等形式的概况 。 嬴政 , 他可以特命颁旨 , 自己祖母“私官驾六”。这个德兼三皇 , 功过五帝 ,扫六合, 一统天下 , 好大喜功的秦始皇 , 能享有“天子驾六”王权 , 却自贬为 “相卿驾驷”作殉葬品给自己 , 不可思义。 即便可能 , 这么精美的“铜车马” , 也应放在 “穿三泉 , 下铜而致椁”的秦始皇帝陵内作殉葬品 , 不应在陵外地下仅 7 米深的地方。 何况,有违秦藏兵马俑为例而类似于原大的时代风格。
    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文献记载 , 综合起来加以研究 , 可能会有一定合理的逻辑性 。秦始皇死在出巡途中，正值酷暑 , 鲍鱼附车 , 臭味相投。 50 余天颠簸 , 尸骨终回咸阳料理后事。我们从时间段分析 , 秦 37 年 ( 前 210 年 )7 月 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台, 9 月至咸阳始皇帝陵还在施工中 ,( 施工扰动 惊魂不安 ) 不可能下葬 ,既便办完国丧 , 只有两种可能,将尸体处理后:⑴.秘密下葬。⑵.将尸体秘而不宣,暂时安放在秦始皇陵地面寝宫内,停灵等待完工后入帝陵。情况急转直下 , 据《史记》记载，(二年冬,即前208年)陈胜、吴广起义军进兵至戏水，( 今临潼县新丰镇附近）。少府章邯向二世皇帝奏曰：“盗已至，众强，令发近县不及矣。骊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大军压境、近逼咸阳，二十三岁秦二世 , 早以六神无主 , 召集群臣 , 陵园工程不得不中止 , 只能停工封陵 , 伧促赦徒从军 , 随章邯抵卸义军。 秦始皇地陵 长年建设 , 棺椁等殉葬物品按理会一应俱全 ,尸骨有没有入殓仍然是个未知数。我们可以从项羽、刘邦,楚、汉之爭找到结论。汉王(前207年10月)攻入咸阳“约法三章”,项羽同年冬进入咸阳“焚宫毁陵”,策略上的不一样,道义上为汉王刘邦日后继续发挥政治影响,留下伏笔。再说,入冬进咸阳,地冻天寒, 项羽不可能 , 将秦始皇精心设计 , 集七十万人力 , 经 30 年之久的隐蔽工程帝陵冢核心部位 , 在短时间找到毁之。汉王刘邦所列项羽十大罪状 , 其中之一是 “ 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物 ” 。 就从这一条中“ 掘始皇帝冢 ”足可以说,(暗含)项羽有逊秦始皇一筹 (或说连秦始皇都不如), 《史记 · 秦始皇本记》载： “ 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 ”项羽让刘邦抓住道义上的把炳 , 檄文声讨。其实 , 所谓“掘始皇帝冢”确切地说 , 是始皇帝地面上的宫寝和密而不宣的灵柩。被刘邦偷换了概念,成为“掘始皇帝冢”罗织成十大罪之一而大造舆论, 实际比对秦始皇帝陵 , 二千年后 , 经专家勘测 , 始皇帝冢封土除自然流失 , 未曾有大规模破坏的痕迹。现在 ,就这件事,应该还项羽在历史上一个清白。说明“掘始皇帝冢”,纯属子虚乌有的事。这是,在楚汉相争最后关头,汉王刘邦出于策略需要,在道义上进一步打压项羽,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刘邦在乱局时的言论,真假魚目混珠而被全盘肯定,人们会有理由承认事物的存在或事物发生的真实性,是因汉王做为最后胜者,历史从来都是“成者王,败者寇。”这也是人们习已为常的认为。但是,史学家不这么看,由于缺乏依据,使史家司马迁也半信半疑。所以 , 司马迁在《史记》中比较甚重 , 不杜撰 , 不引伸 , 直述刘邦 “ 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物 。” 今天人们再读到这句话,不得不从新审视这段历史。
    “纯驷驾挽”是汉代初期最高定制。如:山东危山汉墓发掘出的三驾“驷马立车”和济南洛庄汉墓 车马坑 (11 号坑 ) 此坑中出土完整的三驾 “ 驷马车 ”标志在汉代由于鞭长莫及山高皇帝远,侯王中不受约束,僭越礼制“纯驷驾挽”也时有发生。 其中 ,1 、 2 号车马与秦始皇陵出土的两辆铜车马在形制上完全相同便证实这一点。
    汉王刘邦所以称得上古代政治家 , 他聚集起很多谋士贤臣 , 有深谋远略 , 在汉继秦制中也采纳了“ 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 ”的策略。照先秦时礼仪其祭帝王施以重器(即彝鼎铜器类),按帝王之尊,在始皇帝陵旁奉其祭祀品 ,以其棺椁内放置始皇帝东巡(精仿)遗物“铜车马”。 所谓“秦陵铜车马” , 史书上 , 有这样记载 :“ 汉时马少 , 天子以下不能具纯驷 , 将相或乘牛车 , 至晋尚然。 ”按汉时礼仪 ,“天子驾驷”是最高等级。“铜车马”即解决真马殉葬困局 , 也为后世树以新型礼俗。 仅此,所谓“秦铜车马”艺术造型 近乎汉仪制式、礼俗、风格。是汉高祖刘邦临死前( 前 195 年 ),以其棺椁内放置(精仿)遗物“铜车马”,借此还魂,代以重新安葬 ,补平当年项羽掘帝冢(实为灵柩)之事 。可见 ,刘邦心计在这场政治搏弈上始终技高一筹。不单这样,同时还下旨给与“秦始皇陵置守冢二十家(护陵守冢)”的最高规格。“铜车马”正是刘邦自圆其说的产物,是维护自己形象,在结束一代人恩怨上,划了一个完美的句号,看似那样天衣无缝,象“铜车马”那样,从艺术上塑造那么完美。